在农历新年，想到的多是家人，但在公历新年，就很容易去想想世界。面对2011年我有无数疑惑，乐观只有抽象的信念支撑，现实展示多让人清醒和不安。

和所有受过基础教育的中国人一样，我深受17世纪理性主义者和18世纪的经验主义者的间接影响，1794年孔多塞在牢狱之中激动地预言的世界——一个以明确界定人类的根本需求，并且找出满足这些需求的方式，就能造就的快乐、自由、公正、美善、和谐的世界——我也曾坚信必然会到来。

但在2011年开始的时候，我不那么确定了。我不确定，在100年内，人类会不会把自己的星球彻底毁掉，三个多世纪的历史经验是否会日渐黯淡并被遗忘，不再有时间阅读、耐心讨论和思考的人们，会不会重新变得像祖先时代那么蒙昧、急躁、轻信，是否会轻易沦为善于操纵机器和把握信息渠道者的奴隶（科学家们甚至发现，人类或许会变得越来越傻。美国《探索》杂志12月的一篇文章说，我们的大脑在过去2万年内，正在逐步萎缩变小，并且不管地域，不分男女和种族，男性的大脑从1500立方厘米，变小到1350立方厘米，失去的相当于一个网球大小，女性也差不多）。我意识到，历史不是一个自动前行的机器，如果身处其中的人们不利用各种条件努力推动，它经常会在原地打转，甚至开倒车。

新年阅读的第一本书，是以赛亚·柏林的《扭曲的人性之材》，这本书的书名源出康德：“人性之木纹理交错，从中造不出笔直的东西。”柏林发现，启蒙时期以来的大思想家们制造的多种观念，其共同之处都是一个柏拉图式的理念：首先，像在科学中一样，所有真正的问题都应该有且只有一个真正的答案，而其他的答案都必然是错误的；其次，必定有一条可靠的途径导向这些真理的发现；第三，真正的答案，如果找到了的话，必定彼此融洽、俱成一体，因为真理不可能是相互矛盾的——这一点是我们先验地知道的。黑格尔和马克思可能认为没有永恒的真理，但他们都相信人类的大戏会圆满收尾，人类社会实现普遍和谐，关于这一点，西方伦理思想（从希腊人开始）就一直没有变过。

这种人间天堂必然降临的信念，如今既存在，又不存在。在成长时期受过这样教育的人们，很难完全放弃它，但是真正相信它，又没法办到，因为现实总是在提醒我们，历史的路线完全不可测，而过去的真理总是在近看时显示裂痕。拥有权力者更容易受到马基雅维利的诱惑，认为综合狮子和狐狸的优点，他们可以征服绵羊一样的人们。

大多数人心中，都有乌托邦和马基雅维利在相互对峙，一方偶尔占上风。常常是谈人类未来时，信乌托邦，做自己日常事时，信马基雅维利。在以暴力横行的社会里，这种人格分裂几乎是一种必然，但对暴力的各类赞颂却难以去除，无论是在政治课上，还是在电影里。人们使用暴力，相信暴力，但在他们想到自己的孩子和后代时，却又希望他们能够免除暴力的侵袭——不管他是一个强拆他人房子的推土机司机，还是一个准备以拳头维护家庭的教师。这样的矛盾正是人性复杂的镜像一隅：他无法完全控制自己，更无法控制未来。然而，也正是这种矛盾使他既有别于天使，也不是魔鬼。

新年到来，我为中国的许愿，仅仅是希望暴力在这个国家减少，而不再是什么热血沸腾的大目标。以赛亚·柏林认为，通过促成和保持一种不稳定的平衡状态，不同绝对价值之间的冲突可以降到最小，这就是文明社会的前提，我愿意相信他。由此看来，也许我们不是离文明更远，而是更近了。

《国际先驱导报》专栏